焦点热议:35岁打工人考公上岸史:有房贷没存款,一年考8次
【资料图】
国考1月7日开考。
根据工作安排,经研究,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定于2023年1月7日、8日举行。12月16日,#国考重启#话题曾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,当天阅读次数达6.6亿,讨论次数6.8万。
11月28日,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告,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和防控工作需要,原计划于12月3日、4日举行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延期举行。
今年本就是一次“拥挤”的国考,总报名人数突破250万人,比去年增加了50万人,再创历史新高。而招聘人数仅3.71万人,平均录取比例达70∶1,最热岗位报录比甚至达5872:1。
有人欢喜有人忧,但对于年龄逼近35岁的“大龄”考生来说,更是难上加难。
35岁,一直是一个无法言说的年龄,似乎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就失去了更多的选择权。职场上如此,考公亦是如此。
35岁是大多数地区报考年龄的最上限,对临近这道关卡的人来说,他们的每一次出击,或许都是拼尽全力的“孤注一掷”、负重前行。
对于33岁的职场“宝妈”张伊来说,如果到了35岁她还没能“上岸”,她渴望的稳定工作、改善生活的可能、对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永远对她关上大门;杨文宇34岁时才决定考公,面对最后的机会,即使背着房贷,他也选择“破釜沉舟”从电子厂辞职备考……所幸他们最终都“上岸”了。
以下是他们的故事。
为了考编,她成为“藏起来”的妈妈
今年,33岁的张伊终于考编上岸。
2018年,28岁的张伊开始同时准备考公务员和事业编。在这条长达5年的战线里,她经历了辞职、再就业、结婚、生子、哺乳,如今孩子已快满两岁。如果不是这次上岸,她给自己划定的终点是35岁,“直到我不能考了,才会放弃”。
35岁,似乎是职场人心里的一道分水岭。对于张伊而言,35岁是一道更严格的门槛,如果到了35岁她还没能“上岸”,她渴望的稳定工作、改善生活的可能、对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永远对她关上大门。
2013年大学毕业后,张伊进入重庆当地的一家区级媒体工作,成为一名记者,工作内容丰富多彩,薪水一个月六七千。2018年,她所在的媒体面临改革改版,薪资福利骤降,最低的时候只有两三千,“我和几个公务员朋友聊天,她们的工资都在一万以上,差距太大了。”于是,她决定辞职备考公务员。
张伊是“月光族”,工作5年时间几乎没存下钱,辞职备考期间,她以“啃老”为经济来源。父母每月给她两三千作为她的生活费、报班、买资料的费用,“我心理压力很大,别人28岁时都开始反哺父母了,而我还在伸手要钱。”
扛不住心理上的愧疚感,脱产备考一年半后,2019年7月,张伊找了份事业单位的“劳务派遣”工作,决定边工作边备考。新单位里,除了她,其他人都是在编人员,“大家做着一样的工作,但是他们的工资却比我高3倍”,这更坚定了张伊考公、考编的心,她白天认真工作,晚上下班回家后就开始看书备考。
然而结婚生子却打乱了她的步调。
2019年9月张伊结婚,次年5月怀孕。怀孕三个月后,随之而来的是妊娠剧吐,“连喝一口水我都会狂吐不止,吐到只剩苦胆,经常都只能躺在床上下不来,吃不下东西只能到医院去输营养液,根本没有精力备考。”
2021年2月,张伊的女儿出生,老公在异地工作。作为“新手妈妈”,张伊忙得焦头烂额,“我本来以为休产假能轻松一点,但实际上太累了,喂奶、带小孩太繁琐,我一天连两三个小时都睡不够,备考的书更是一个字都没看。”
三个月后,张伊结束产假开始上班,也开始了每天“背奶”的生活。为了孩子,她的“奶包”里面总是放着两块又重又大的冰块,一米六的她背起来十分吃力。直到2021年12月断奶,张伊的备考生活才算开始。
但面对家庭和需要陪伴的女儿,张伊觉得自己是自私的。
“我女儿属于高需求的孩子,只要她看到你在,一定会让你陪她,不然就会哭。晚上11点能走出她的房间,都算是幸运的。”往往要到了夜深人静,张伊才感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,她会从12点学习到凌晨两点,而第二天清晨6点她又得继续起床、上班。
周末对于张伊来说则是更难得的完整学习时间,为了保证学习质量,她不得不选择“藏起来”,不被女儿发现,“一旦她知道我在家里,她‘撞破脑袋’也会来找我陪她玩。”
周六早晨,外婆先把孩子抱到阳台上,张伊就收拾好学习资料,趁机离开自己睡觉的卧室,到另一个女儿不常进的房间,把门关好开始学习,“有时我想上厕所,我妈妈也是把孩子抱到阳台上去,或者带出去玩,我才能出房间。”中午,张伊会在女儿面前短暂“现身”。
“躲”一天下来,张伊能保证七个小时的学习时间。“有时女儿很聪明,她能感觉到我在家,会拍门来找我,而我就躲在房间里大气都不敢出。”也有实在“瞒不住”的时候,外婆会给张伊发微信,她便把桌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,自己躲在窗帘后面,外婆再打开房门给孩子看:“妈妈真的不在”,孩子这才罢休。
这样的“躲藏游戏”虽是不得已,对张伊来说却是极大的煎熬。“有时候好心疼我女儿,其他孩子都有妈妈陪,她却没有。有时候我也会抽出半天时间来陪她,但是陪她的时候,我一直感觉心里面有块大石头。”
为了考试,张伊让自己藏在房间里,更是把自己对“母职”的期待和要求给暂时隐匿了。
多年来,考公考编就是张伊心中的“大石头”,无论做什么事,都似乎绕不开它。“这些年,我只能围着考试转,很多事情都停滞不前,所以我都差点抑郁了。”张伊说,她想好好健身,也想深造、考研,更想给孩子像样的启蒙教育、高质量的陪伴,但是都分不出精力,“包括想烫个头发、简单打扮一下自己,我都做不到。”
成年人的生活不可能是“单线程任务”,张伊感觉力不从心,年纪一年比一年长,她感到自己的记忆力、反应力都在渐渐衰退,精力也跟不上了,脱发、胃疼,身体问题接踵而至,“很多次我都差点放弃考试了。”
但张伊更怕放弃后会后悔,“我很怕到时候时代再淘汰我,如果我现在不累一点,将来会以10倍的压力再返还给我,让我更累,所以我必须要往前面冲。”
不管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,只要遇到考试机会,张伊就会报名,仅今年就考了8次事业编考试,终于在9月的一次事业编笔试中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了面试。
张伊报考的岗位共招3人,有9个人进入面试,她是倒数第二,忐忑不已。利用国庆七天假期,张伊斥资万元报了个7天的线下面试培训班,每天早上8点上课,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,哄孩子入睡后,她又自己对着镜子练到凌晨3点。最后,她以面试第一的成绩“逆袭”上岸,终于给长达五年的考编生涯画上了句号。
“知道考上那一刻,我开心了几秒,然后就大哭了一场,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实在是太苦了,居然坚持下来了。”张伊说,她的心情很复杂,心里的“大石头”终于落地了,自己紧绷多年的“弦”,也终于可以放松下来。
有人问张伊,这个年纪考上事业编,意味着已经快35岁了,在单位却还是个“新人”,或许其他人这个年纪时已经早就站稳脚跟了,会不会有落差?
张伊说,“我只是求稳,如果有年轻人是我的领导,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。刚毕业的时候,我意气风发,幻想着能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,有了娃以后只想陪着她好好成长,其他别无所求了。”
35岁的他搭上“末班车”
和张伊不同,杨文宇直到34岁才决定考公,面对仅剩的几次考试机会,他的每一次尝试都是“孤注一掷”。去年,35岁的他搭上“末班车”,上岸重庆市的公务员。
在考公前,杨文宇是工厂车间的工艺工程师,在电子厂工作了近10年。一直以来,家里人都希望他能像叔叔一样进入体制内,但杨文宇自己有些“倔强”,对公务员并不感兴趣。
2020年,杨文宇感到考公热潮空前地高涨,34岁的他觉得“最后的机会”再不抓住恐怕就没有了,“马上就35岁了,觉得我还是要完成之前别人对我的期待,向他们证明一下,我还是可以的。”
之所以想靠考公来“证明自己”,杨文宇说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,在职场上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,因此想通过考公,换一条赛道。
2020年7月和8月,他分别报了两次省考,一次四川,一次重庆。因为是机械工程类专业,他只能报考“三不限”的岗位,但这类岗位往往报考人数多、竞争大,也发挥不出自己的专业优势。最终,杨文宇以笔试第三和第十的成绩进入了面试。
8月份,杨文宇选择“背水一战”,辞职离开了电子厂,“我觉得以自己的表达能力,好歹应该能进一个,就辞掉了工作。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过于‘自信’了,毕竟34岁了,再找工作也不太好找,还背着2000元一个月的房贷。”
造化弄人,四川省考的岗位招一个人,杨文宇总分第二,而重庆省考的岗位招六个人,杨文宇第八。第一次考公,以惜败告终,直到当年12月,杨文宇都没能找到工作,“4个月没有工作,家里人也很不理解我,我的压力非常大。”
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,杨文宇进入了一家注塑工厂工作。这家工厂开在较为偏远的县城,杨文宇不得不离开家,“宿舍又窄又昏暗,我实在忍受不了,就在旁边的农村租了一个房子,一个月300块。”
杨文宇的工作是主要是控制流水线的效率和成本,“要观察流水线的流程有没有出现问题,看流水线怎么架设合理?看怎么提升工人的效率?总之要从各个方面去减少成本。上班的时候基本要满载运转,中间没有什么休息时间”
每天早上,工厂8:00开工,杨文宇7:40就要到工厂,“早上起来有一段路要走二十分钟,我会边走边看题,能看个400道题。”午休的30分钟、上厕所的10分钟、甚至注塑机正在调试启动的几分钟,都是杨文宇见缝插针的学习时间,“下班后如果不加班,我会花最快的时间回到我住的地方,点个外卖,然后就开始做题,从8点做到晚上1点。”
2021年2月份,迎来新年,杨文宇回忆,过年的时候他都“卷”在备考里,“初一到初七,我有四天都在用App刷题。”3月27日考试前,杨文宇把粉笔和华图两个App上的2万题和3万题全部刷完,还把近年的所有申论真题全部做过了一遍。
这一次,杨文宇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进入面试,“哪怕这次分很高,但还是觉得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,要确保万无一失。”
杨文宇再次辞职,“这次我又‘破釜沉舟’了,而这次是35岁,没有工作、没有存款、有的只有房贷。”走到这一步,杨文宇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。
35岁的他,面对最后一次机会,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他找到自己的同学借了2万块,花了一万多,报名了为期10天的面试培训班。
杨文宇始终认为,到了这个年纪,考的还是“三不限”岗位,考公对他来说就是一场“努力”的比拼,他不断告诉自己:“对于你想得到的东西,你有多想得到它?你愿意拿什么去换?”5月15日,面试如期而至,杨文宇终于以面试第二、总分第一的成绩“上岸”。
但“上岸”似乎没有想象中开心,“很多人说考上乡镇公务员只有考上的第一天是开心的,我考上的是区直属公务员,但也只在回到家之前是高兴的。”回家后,杨文宇的“成功上岸”似乎没有得到妻子相应的鼓励和认可,他感到有些失望。
现在,入职一年多,这份工作本身带给杨文宇的感受,正在慢慢抹平当初的失望,“排除‘别人的认可’这些因素的话,现在的收入和工作内容都比之前都有所改善,我还是很满足的,毕竟这也是我花了那么多心血,才得到的结果。”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张伊、杨文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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